專訪劉梓潔：我們是沒有足夠大故事的一代，但我們不是末世 https://ift.tt/2phbNgy 蔣亞妮 人們初識她從《父後七日》開始，如今父後已屆十二年，劉梓潔帶著新作《外面的世界》回來，關於人生，她說：我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眷顧。 劉梓潔的新作《外面的世界》，最末的跋中寫著：「相信沒有什麼是不變的，相信一切都是因緣聚散和合，相信一切堅固的東西終將煙消雲散，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眷顧。相信真誠。」 1981 年的冬天，美國作家馬歇爾伯曼在紐約的隆冬，一邊經歷喪子之痛，一邊完成了他的經典作品《一切堅固的東西終將煙消雲散》（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追溯這句話的誕生，時間必須再往回調轉一世紀，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第一次將它宣示眾人。從單向的反抗世界到一切可以毀壞再重生的現代，我從未想到 2018 年的此時此地，在劉梓潔的書中與它再次相遇，再見面卻已不只是前世今生，而是轉世又轉世了。 劉梓潔把這「敲碎重來」的意念，帶進了作品，於是我讀到了《外面的世界》裡，那樣圍城般的末日感，所有的關係與愛都在聚合離散，小說中的人們也是如此。 劉梓潔告訴我：「或許我們是沒有足夠大故事的一代，但我們不是末世，也當然不漠視。我想把小說中的奇觀事件當作一個背景，在天搖地動中，小到一個飛機停飛、大到瘟疫封城，這些都成為了變異，讓它們對小說中的人物直接產生變化。」 父後十二年的劉梓潔 許多人初初認識劉梓潔，都從那本開創了台灣新鄉土風格的散文集《父後七日》開始。但如今，我翻開《外面的世界》，卻已很難找到那時的聲腔、那時的眼光。2006 年的林榮三文學獎，劉梓潔以一種新的「鄉土書寫」散文被注意，但父後已然過去十二年，我看見劉梓潔早已毫不留戀的離開鄉土，四處旅行、吃食，寫下一篇篇都市與愛情故事、寫下更多不只是自己的人物。 對於寫作，她自有定見，「因為我一開始就不希望被框在哪裡，像是親情散文、鄉土的裡面。」於是後來的她提及原鄉，也多從食物與氣味下手，稀釋了「鄉愁」的濃度；或像《此時此地》，關注了更多城市面貌與後來的生活別趣。 劉梓潔能寫，不只是小說、散文，她的能寫更反映在她同時對三種文體的擅長。2010 年《父後七日》的改編劇本，讓她拿下了金馬獎，但對於這三樣不同的文字載體，她一貫的冷靜說道：「劇本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工作，它得附屬在商業影視底下，這讓它比較難在純粹文學的範疇中，所以我認為我不算是全職寫作者，因為我一直在寫著劇本、上著班。」劉梓潔就是這樣的直率坦然，每每聽到她的回答，總忍不住會在心中喊上一聲帥氣！ 這樣的「帥」，也來自於她還能將自我評析得更加犀利透徹。她坦言，「我有世故與薄情的一面，我很清楚，這也反映在我的寫作上，以前有些前輩、媒體合作者，會擔心我能不能被改稿、是不是很難搞？對我而言，出身記者的經驗也幫助了我，我是可以接受沒有自己在裡面的寫作，我沒有問題。」 劉梓潔繼續回憶那本讓世人將目光投往她的《父後七日》，一切卻如陰錯陽差，「那時的我，處在一種被動的寫作狀態，當我看到那些葬禮的奇觀，實在太驚嚇、太獵奇與有趣了，也許這樣說有點冷血。總之後來再回到家鄉，偶爾又會有這種感受，但現在的我，更想把它留給小說。」 我清楚的從劉梓潔對自己的期許中感受到，「我是個小說家」的定位，於是她甚至將上一本散文集，刻意壓在三本小說之後才推出。面對剛剛才盛讚完她的散文後的我，她也能依然自若的回答：「我希望先捧好小說家的飯碗，散文可能會越來越少，有時我也不希望別人將我的作品稱為『散文』。」比起散文，她覺得雜文、小語、想到什麼就寫什麼，都好過完成一篇台灣特有的傳統「散文」，如今的她也確實不再寫那般三、五千字長度的抒情美文了。（推薦閱讀：誰是上流兒童？專訪吳曉樂：我的幸福，長的跟別人不太一樣） 可是在她自述為雜文的《愛寫》中，我卻讀到少見於同代女作家的生猛有力，連只是一段夜歸山路上聽著的 Amy Winehouse，都極其迷人，文字幾能穿透紙頁：「聽著艾美，聽著她唱『你回到她身邊，而我回到黑暗』。是的，我的確幾次在山路上，聽著她低吟重複著 black～，心想，媽的，真黑。」 我不是那種可以不寫很久後，再寫的作家 在《外面的世界》中，我發現小說裡自生自轉的宇宙與世界變得更加飽滿，而可以從中比對到與作者生命平行的蛛絲馬跡卻變得更少了。正如劉梓潔面對自己一路走來的寫作，所自述的那般：「我已漸漸脫離書寫自己的感受，寫作是慢慢放手、放膽的歷程。我是一本一本發現自己可以走出去的，畢竟一直寫自己或身邊人的故事，你會害怕。」於是，許多小說作品中總忍不住現身的「小說家」本人和他的企圖心，在此變得濃度極低，她和我說道，一路寫下去，她希望那些痕跡有一日都會消除。 劉梓潔擁有一種小說家的自覺，在我聽來，她的寫作不單純只是一種天賦，更像是一種功法、一段旅程，隨著時間與練習，才能慢慢生長與伸出枝枒，抵達一個隨意自由伸展的地方，不再心心念念的四處留下自己的痕跡，證明曾寫過、愛過。 於是，我接著問起她，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小說家？她卻先談起了他人。曾經，她在蔣勳的展覽中聽過一段談弘一大師（李叔同）的話：「那時他轉述著弘一大師曾說過：『蓋掉名字還能認出來是誰寫的，這就是書法。』我認為，小說也是。」於是，我們開始岔題打趣的討論起來，若把許多喜愛的小說家名字遮起，只援引片段，是否還能認出他們？ 訪談的下午，離她的新書講座還有幾小時，而她才剛從上海、越南、泰國回來，但我所看到的劉梓潔卻絲毫沒有疲態，穿著俐落，字句有神，更有著幽默嬉笑的本事，從寫作的最初細細講起。 「很多人會說《父後七日》是我的成名作，但對我而言，它是一個把我踢回來，叫我要好好面對寫作的契機。」從高中開始就有寫作意識的劉梓潔回憶，從前她比較隨興懶散，除了因為同時在工作外，更因為始終對自己到底「能不能寫」、「有沒有才華」，有所質疑。直到《父後七日》，她才告訴自己：「就好好寫吧！真的混不下去就回去上班啊、上班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這句話，如今她已對自己說了十年，還沒有走到真正的「混不下去」。我想這是因為面對寫作的她，從未猶疑與不安。 「我沒有設下自己一天該寫多少，但我習慣最好在八點起床、九點開始寫 到下午兩三點，接著出去覓食與散步。若狀況好，也可以一直寫到傍晚，對我而言最好的寫作時間是，九點到下午三點。」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她的居處不裝窗簾，就讓天光喚醒，把握一天最好的狀態去書寫。劉梓潔在寫作這條路上，確有著如她形容般的「當兵的靈魂」。 當我們剛好聊到許多曾暫別寫作再重返書桌，如王定國、鍾曉陽、蔣曉雲那般的寫作者時，劉梓潔也一貫實誠的剖析自己，「我不是那種可以不寫很久後，再寫的作家，我需要一本一本寫上去。沒有經過，就不知道伸展到何方。除非我中間累積了龐大的人生經驗，否則空了那麼久不寫，我很可能還是留在當年的狀態，沒有前進。」這是她身為一個寫作者的自覺，究竟，她想成為什麼樣的寫作者？她雖未明言座標，但我已知曉她想到達的地方，不過就在她心神凝聚之地，在前方，而非遠方。 男聲女相大叔魂 印象極深，我曾在劉梓潔的散文中，讀過一段描寫她多年後想起曾與舊情人爭執後的文字，她寫下：「要好久好久以後，我才會感謝他：『即使我們吵架了，都還幫我熱飯。』」不是追憶或眷悔，在這些文與字間，我讀到一股冷硬，或說是灑脫率性的氣質。而劉梓潔試圖從文學出發來看自己，她想起樂評人陳樂融曾經的短評：「他在閱讀《父後七日》時，見到了一種『女身男相』的鏗鏘之氣。」 這也正是我在劉梓潔作品中看見的作家身影，正如她所說，她的散文也不是傳統式的自剖至底、抒情入骨，更多時候我所閱讀到的價值觀、旅行觀、處世之道都透著很高濃度的「漢子底」。她坦然接受任何閱讀方式，「我覺得自己骨子裡真的比較像一個男生，從一個率性的大男生到現在更像是孤僻的歐吉桑，旅行時尤其像。」 隻身在日本旅行時，她經常自己一人光顧居酒屋，點一杯酒、一份烤魚，吃完即走。而這種別於傳統，卻提供了另一種更高的共振感，當她在世界某個角落的背包客棧裡和各色人種、男女，隔張木板共眠，對看到「TPE」行李條而異長熱情打擾她的同胞，暗暗翻了白眼時；當她獨自居酒、搬家或忍不住以她內建的腦內 GPS 指導 UBER 司機方向時，我都有種「終於有人寫出來」的爽快感。因為現代男女，本就可以自由選擇當個少女還是大叔，這般跨越與揉和的性別感，是我讀到的劉梓潔，也正是我們的「現代性」。（推薦閱讀：專訪張曼娟：能寫就寫，不能寫就閱讀，讓做到的人救贖你） 「其實在很多關係中，不只愛情，而是面對所有感情時，用世俗的觀點來講，我都有著比較『薄情』的一面。」於是相較於傳統女作家的抒情繾綣，劉梓潔極少在文章中揭露情感。但從與她相談對坐的整個下午時光，我卻終於讀懂一點，她不是不願寫，而是那些情感所呈現的軸線，正是如此，不需迴避、無從渲染。 於是，劉梓潔與她的文字、筆下的角色和真實的旅行，都似乎帶著她獨有的幽微與優雅，穿行俗世。我好奇著她第一次自己旅行的經驗，那是某年的大學暑假，她自己前往定居上海的姑姑家住了一個月。沒有智慧型手機的時代，她坐著公車到火車站買了本「火車時刻表」回家翻讀，每天看著那些過去只出現在地理課本上的名詞，和姑姑說著：「啊，明天我要去烏魯木齊」，第二天又喊著「我決定改去齊齊哈爾了」，雖然最後她只是自己跳上了火車去到杭州，拿著紙本地圖走過另一個城市，但她回憶「那是第一次，有真正獨自闖蕩的感覺。」後來的她，走過許多繁華與沉靜的山海、都市，一直闖蕩到現在。 當我問起，「旅行對妳而言是什麼？」從尼泊爾走過巴黎、從川端康成經常光顧的「小滿ち」豬排飯一路吃到了向田邦子的法式甜店愛店「柏水堂」後的劉梓潔只一沉吟，便說：「我認為現在的旅行，最接近我生存的狀態。不是為了寫作、為了取材、放鬆享樂，旅行更像是我要去到最終目的地之前的每個過站，不期盼在某處定下的狀態。」我眼前似乎又見到了，那個藏於她心中優雅來去的紳士。於是，我無法單純的以「女作家」定義她，因她不只是在寫作的女性，更是旅者與作家。 不只外面的世界 劉梓潔和我說道，「所有的旅行，一定都有兩面，一個往外、一個往內。」往外追尋時，你可能會遇見想要寫下、記下的厲害角色或風景；當你往內，則是挖掘人與人與一地的情感和內心。」 不在外面的世界時，現在的劉梓潔定居台中，在此之前，她在台北生活了十七年。面對許多人總顧慮的，台北以外地區藝文活動的不足，她卻頗能自得，「回台中後我不去想、也不去比較這些。若有時間，我會趁著上台北，一天看完三部電影再搭末班高鐵回台中。」但沒時間也無妨，等到 DVD 出來也行，她瀟灑以對：「你無法要求一個地方它沒有的東西，台中給人的是另外一種『生活感』。」現在的她，已不再那麼需要多樣多量的藝文生活去圓滿自己，在哪裡寫作，重要的都是寫作本身，要面對的也都是那部電腦。 出身彰化，台中女中畢業的劉梓潔，也以「回鄉」形容自己的遷居。「我是彰化鄉下的小孩，年少時也有著要去都市的欲望與夢，但在台北十七年後，我知道我不再需要那個夢了，不管它是達成了，還是醒了都好。」所以她回到了台中，這個比起家鄉至少多了些書店、影城的城市。十多年後的歸鄉，一切如夢之夢，城市有著熟悉的輪廓，卻又全盤的不同。她回憶初返台中時，「我看到了女中周邊，它從輝煌到沒落，直到這幾年城中區才又漸漸復蘇。」而劉梓潔現在定居的精明商圈，更曾經熱鬧一時，彼時露天泡沫紅茶店、商店街如不夜，現在人潮消減，卻變得適宜庶民生活。 她認為台中的生活，就像住在新與舊的中間，觸目皆有趣。經過七期那如未來之城般聳立的高樓群，還有她形容像是「換展」般變換餐廳的公益路時，她所感受到的是：「這城市自有節奏與幽默感，性格明確。」 劉梓潔相信，城市的性格會漸漸滲透進寫作者的作品裡，就像在閱讀《外面的世界》時，很難去忽視那首齊秦與莫文蔚都曾高唱過的《外面的世界》，主題曲一般。而劉梓潔笑談著的台中日常，令我難忘的是她提起每逢要出國、出差趕往高鐵時，她總愛請司機刻意繞行公益路的小小趣味。這時，我彷彿見到一台亮黃的計程車，滑過白日寬廣而建物各異的公益路上，她優雅淡定的在車上，嘴角有似笑非笑的痕跡，而那首莫文蔚翻唱的《外面的世界》，一次次播放。 信仰，有一個神存在 劉梓潔在《外面的世界》文末，寫下現在的她所相信的事物，她誠懇的說著：「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眷顧，相信真誠。」我好奇，她所說的神，是如何的存在？她卻果斷答道，「這不是宗教的神，它可以是寫作之神、壽司之神或旅行之神，我希望人們去相信這個神會眷顧著我們。」她以自身為例，或許寫作中的好運與靈感，就像是一個存在雲端的公共財，而她則是被雲端的神授權擁有一個管道，將它下載下來的人之一。「我認為這是非常幸運的事」，她這樣和我說道。她也不諱言，文學獎或許就是一種下載方式，就像那年她以《父後七日》，得到林榮三文學獎首獎也可能是神的眷顧。當然，之後的一切還是得看每個人的續航力。 將「父後七日」做為一個事件、一本著作、一部電影甚至一個 Icon 都好，十二年後，我看到由它誕生同時也孕育了它的劉梓潔，毫不戀棧的早早往前了。她在外面的世界裡盡情寫作、恣意旅行，好的不得了，也帥的不得了。 September 19, 2018 at 04:30PM 女人迷 woman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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