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人與北韓人的相遇：我記下那個，我難以想像的恐怖童年 https://ift.tt/34v4FRm Titan大田出版 出生在北緯 38.5 度以南，或是以北，就會決定你的價值觀、思想，還有敵意，而過上完全不同的人生。 文｜林智賢、徐琳 智賢經歷的一切很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她與我年齡相仿，說同樣的語言，一樣愛吃泡菜，而且也是韓國人。她為了脫離暴政、保護家人，先逃到中國，十幾年前才獲得英國的庇護。我呢，差不多在這同一時期，我因著父親工作調派的緣故，移居倫敦。我沒有像智賢那樣，涉水橫渡圖們江，或是長途跋涉挑戰蒙古沙漠，但我來回穿梭諸多國之邊界。每回穿越國界，韓國籍的身分認證就像是烏龜身上套著的那層殼，跟著我一路從一個國家入境另一個國家。智賢來自北方，我來自南方，卻有同一個認同：我們倆都是韓國人。光這一點就足以連結起我們。 記錄她在北韓那段日子的同時，我接納了她的觀點，走進了她的內心世界，我變成了「她」。我們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但童年、死別、苦痛、夢想卻是相通的。智賢描述北韓人權狀況的同時，我因為自己出生在「好」的那一邊，內心的罪惡感油然而生，壓著我手中的筆；我聽著她回憶自己的童年、家庭、工作、囚改營、奴隸般的生活和逃亡，我記錄著，焦急得想串連起這兩條人生，給出連結，做出修補。我們倆都強烈地渴望告訴這世上的其他人，假如這個國家沒有分裂、沒有遭到日本占領、沒有爆發韓戰，我們會成為什麼樣的女性？無論如何一定要掀開那神祕面紗，揭露事情的真相。我一定得寫出來。（推薦閱讀：「我被引誘到韓國，被逼迫詆毀自己的國家」脫北女孩的陳述） 2014 年，曼徹斯特，我和智賢的第一次相遇，緣於國際特赦組織（International Amnesty）拍攝的一部紀錄片。擔任口譯的朋友臨時有事，緊急情商請我代班：工作內容基本上是用韓文訪問智賢，再把她的回答用英文謄寫下來，趕在近期將推出的紀錄片《另類訪談》（The Other Interview）上映之前交稿即可。我不是專業的口譯人員，因此不禁有些焦慮，但真正令我緊張的是別的：和北韓人對談？不會有危險嗎？不是禁止的嗎？萬一她是間諜怎麼辦？我一邊努力試圖解答內心的疑問，一邊填寫國際特赦組織的表格，接下了這份任務。有一股無法名狀的東西敦促著我接下它。跟著特赦組織團隊一同從倫敦到曼徹斯特的車上，紀錄片導演向我簡報了這項計畫，然而，在我內心播放的卻是另一部影片。 圖片｜來源 我彷彿回到 1976 年我們家在首爾的公寓，小時候房間的牆面，牆上的海報：鮮紅的底色上一隻緊握的拳頭，揮舞的拳頭上是大大的幾個字：「打倒共產黨」，這張海報獲得了我們那區小學舉辦的反共海報競賽銀牌的殊榮，底下還有我的名字徐琳。每個月十五號宣告戰爭演習開始的警報聲——1953 年韓戰結束後施行的措施—又在腦中響起。每次演習，生命彷彿靜止：街上不見車輛、操場沒有孩子奔鬧。直升機在天空轟轟飛過，家家戶戶躲進自家公寓樓房的地下，專為躲避空襲而預備的防空洞。首爾形同空城，二十幾分鐘後，一切回歸常態，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出身自外交官家庭，我很小的時候就對「另一個」韓國的存在非常敏感。當父親被派到非洲任職時，整個城的南韓外交圈大概總共就那麼三、四個家庭，照理說北韓外交團的人員也應當差不多，或許少一些。總之非常難得看到「他們」——就算在超市碰見了，也不過短短三分鐘——因為他們很少出門，而且總是團體行動。 那是我跟北韓人的第一次接觸，儘管彼此外型相似，感覺上彼此間的距離卻是好遙遠。母親告誡我，千萬不能跟他們交談，一定要緊緊拉住她的手，隨時緊挨著超市手推車，免得被綁架。當我們開車行經他們身旁時，我總是狠狠地瞪著他們。心裡雖然害怕，但起碼我人躲在車窗裡頭啊，他們不能對我怎麼樣。在我的認知裡，北韓人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結果他們竟然出現在我們眼前！ 扣除掉這些不期而遇，非洲的生活對一個韓國女孩來說是很棒的人生經驗。一雙單鳳眼，一頭烏溜溜的直髮，對某些人來說，我怎麼可能不是李小龍或成龍的遠房表妹呢；相對地，在另一些人的眼裡，我來自一個勤奮的國家，經濟「奇蹟」的典範。家門口總是國旗飄揚，我夢想著將來成為我們國家的總統。我在法國的多數朋友並不了解南北韓的不同，就某種程度來說，這樣也不錯：我是韓國人，在我的想法裡，韓國指的就是南韓。北韓不屬於「我認知」的韓國。 1979 年，我十四歲，父母親告訴我朴正熙總統遇刺身亡了。我母親淚流滿面。我也覺得悲傷，只是不清楚為何傷心。歷史的覺醒慢慢在我心底成形。 本文摘自朴智賢、徐琳的《我想活下去：從大饑荒與我們最幸福中逃亡，兩韓女子的真實對話》。由大田出版授權原文轉載，欲閱讀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我想活下去：從大饑荒與我們最幸福中逃亡，兩韓女子的真實對話》 April 12, 2020 at 05:00PM 女人迷 Wo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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