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遠的路，就是最近的路——專訪《美國女孩》導演阮鳳儀：不要害怕回到原點，重新開始 https://ift.tt/32QV6j5 孟倫 執導《美國女孩》入圍金馬獎，阮鳳儀獲得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她在台上哽咽，「這三年，我們沒有一天不想《美國女孩》，沒有一天不是奉獻給電影。」將生命中難熬的日子化作電影，回想反移民的經歷，她以泰戈爾詩集中的一句話回應：「最遠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曾讓她陣痛的日子，最終也使她貼近自己。 《美國女孩》以 2003 年的台灣為時空背景，講述女主角芳儀因母親罹癌，無預警地必須拔起從小在美國生長的根，回到文化、環境、身份認同都帶給她巨大衝擊的台灣，無法適應的憤怒與無助，生出火苗，在芳儀與母親間悶燒。 彼時台灣不是芳儀的家，她心中有塊象徵自由的奧勒岡原野，馳騁白馬於曠野奔跑，那瞬間世界彷彿靜止，除了當下，其他不再重要。《美國女孩》中以白馬作為芳儀對家鄉的念想，對自由的渴望，當芳儀最終抵達馬場，找到那匹白馬，套不上的韁繩與她眼中的淚水揭示——那是再也回不去的故鄉。 《美國女孩》故事原型來自導演阮鳳儀的生命經歷，她直言，拍下這個故事某種程度像在記憶中改寫過去，目的是為了前進。 你知道媽媽很愛你嗎？ 思索第一部長片主題時，阮鳳儀嘗試過很多題材，但總是寫著、放著又覺得沒意思，直到她開始寫自己的家庭故事，發現可以一直寫下去。 「和解是很多人用的字，但我會覺得，真正的和解是與自己和解。」 以為已經放下的過去，在阮鳳儀結束美國求學，搬回新店重新與媽媽同住時，看似死透的灰燼又燃起火苗，「一起吵起來，就覺得，哇！根本還沒有和解吧！心裡的怒火湧上來，覺得我還沒有真正放下。頭腦說要放下，但我們的心能不能真的走到那裡？有沒有欺騙自己？」 如何放下了？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母親在想什麼？我的憤怒從何而來？帶著疑問，阮鳳儀踏上創作《美國女孩》的路，「作為編劇去回顧當時，為了把每個角色都寫得立體，需要很多的換位思考，不能為任何角色找藉口。如果我是寫自傳體的小說，可能就沒有人挑戰我，放在電影裡，演員要去做這件事，他就會打破砂鍋問到底，他要得到他要的答案。那我也必須問自己：為什麼這樣寫？」 於是阮鳳儀開始與父母聊起那段移民回台的故事，訪談父母的家人、朋友，甚至拉著母親一起心理諮商。真空在 2003 年的情緒與困惑，因對話開始流動，「你如果了解一個人的原生家庭，就會比較能接受他為什麼會這樣子。我媽媽的血親都不在台灣，我外公外婆在我出生前就過世，我對母親的原生家庭很陌生，她像個真空的角色，就覺得她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有這些習慣？這很不合理。直到遇到媽媽的姊姊，他們做了一樣的事，你就會覺得，原來如此！」 「我學到很重要的事，保持一種中性，就是不要去評斷。有些觀眾會說，這一家人感覺好尖銳，但我在寫這些東西不是帶著尖銳去寫，我希望保持一種中性，就是，他曾經對我說過這句話，我也曾做過這件事，我不會去想，這是好還是壞。如果在劇本階段就評價這個角色的話，我就剝奪了觀眾去感受角色的機會。」 時間給了阮鳳儀一個遠觀的視角，讓她能以創作者、第三者的角度去思索角色說這句話、做這件事的背後動機，試圖理解角色的過程，也讓她更貼近彼時的自己與家人。 真正的和解是與自己和解。 導演 阮鳳儀 回望而得的心疼與同理，阮鳳儀藉角色說出。劇中一幕，妹妹芳安對日日與母親爭吵的姊姊芳儀說：「你知道媽媽很愛你嗎？」對阮鳳儀而言，芳安這個角色投射了芳儀經歷挫折、憤怒前，最原本的樣子——那些柔軟、溫暖的部分。 說到底，針鋒相對的爭吵背後，底蘊還是對家人無盡綿長的愛。 （延伸閱讀：《孤味》影評：先與自己和解，才能真正迎來結束） 最遠的路，就是最近的路 經歷過移民與反移民，阮鳳儀的生命歷程中有需多必須重新扎根、回到原點的狀態，現在去看那樣的人生處境，她以泰戈爾詩集中的一句話回應：「最遠的路，就是最近的路」。 「從頭開始，會帶來很多挫敗，當習慣或是接受人生就是會面臨許多要重新開始的情境時，你就不會對重新開始那麼害怕。或是不會對失敗感到那麼害怕，因為大不了就這樣，沒有去試，反而更惋惜。因歸零感到挫敗時，長遠來看，到頭來會有一個原因，我很相信緣分。」 如同拍下《美國女孩》，那些看似繞了遠路、感到陣痛的人生過程，其實都是讓自己更貼近生命、更靠近自己中心的唯一近路。 她笑說，創作就是很弔詭的一件事，「很多創作者被驅使創作很多原因是，你有很巨大的痛苦，你希望把它抒發出來，這東西與自我表達有很大關係。我自己感覺到，如果我要邁向成熟，我需要『無我』，越無我，我可以看事情看得更透徹。可以更專注在這場戲的精神，而不是他的形式。」 片中有一幕，飾演爸爸的莊凱勛獨自一人在樓梯間痛哭，讓觀眾看見父親的眼淚裡有對家人的不捨與承擔。阮鳳儀也在成長與創作的過程，脫離孩童時期的「我」，以觀者的角度去理解父親，明白作為一個男人，父親說得不多，但總以行動表達愛的內斂。 「在我們的文化，說愛你很難，爸媽總是做得太多說得太少，尤其爸爸。我覺得長大成熟就是要去看到他做了什麼。因為小時後會很在意父母說了什麼，其實他的愛在很多行動裡。每個人接收愛的方式是不同的，我們常常表現愛的行為是不對等的，就會兩條線這樣（手在空中比畫），形成一個平行宇宙。需要理解才能慢慢交叉。」 《美國女孩》中，除了講述角色對身份認同的迷惘外，死亡與失去帶來的恐懼也貫穿全片。曾經歷意義上的死亡與失去，也讓阮鳳儀對生命的起伏看得淡然，「我覺得沒有永遠的成功，也沒有永遠的失敗，一切就是過程。我也會變得蠻活在當下，我們有的只有現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等到到時候再來說，因為可能沒有那個『到時候』，這是死亡與疾病，很早帶給我的禮物吧！以一個不同的形式，讓我更珍惜擁有的時間。」 （同場加映：金馬 7 項提名！專訪《美國女孩》導演阮鳳儀：拍攝母女題材，難在要對自己很誠實） 因為它還是少數，所以我站在這裡 《美國女孩》拍下 90 後女孩與母親的女性生命故事，早期阮鳳儀也曾於專訪中提及：「我進入這行最大的動力是想講述更多女性故事、華人故事，華人有很多種身份，而不是只是移民。」 紀錄下女性故事之所以重要，以阮鳳儀的話來說，是因為女性發生的精彩故事，與變成作品的比例太不成正比，所以她寫、她拍，「如果有很多人拍了，它變成主流，我覺得很棒，那我就會去做別的事情。不是有個名言嗎？村上春樹說過：『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因為它還是少數，所以我選擇站在這裡，也因為意識到生命本身的力量來自於這種柔弱吧。生命都始於很脆弱的開始，那是很珍貴的。」 電影作為全球的文化媒介，儼然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也讓阮鳳儀意識到，讓下一代在電影中看見女性故事的力量，「你會覺得，好像被放進電影的故事很重要，這件事重要到可以被寫成書、拍成電影欸！你一直教育下一代，平等平權，他用看到會最直接的，要先看到才能做到。我覺得電影就是能讓你看到，那是最直接的力量。」 阮鳳儀也直言，在這個時代，很多東西淪為口號，口號隨時都可以喊，但到底做了、看到了什麼於她而言是更重要的事情，「做自己渴望改變的事情，成為改變的一部分。」 她思索了一會兒，提出了耐人尋味的觀點，「中文系老師以前告訴我們，他說，一個時代回去看另個時代的關鍵字，學者在分析就會覺得那件事特別重要，因為它（關鍵字）重複出現。可是老師就跟我們說，其實常常這個關鍵字是沒有的東西。」 「因為我們要的是沒有的東西。因為如果有了，你不會一直講。所以我覺得也可以思考說，那我們這麼積極說要平權，那實際上？平權是否可以有更多更細緻的內容？」 在慢慢靠近平等、平權的當代，阮鳳儀選擇站在少數的一方，拍下女性的生命故事，以她的方式，成為改變的一部分。 喪失之後，我們還是可以愛生命 訪問最後，阮鳳儀也分享了近期影響她很深的一部電影，它是來自丹麥導演湯瑪斯・凡提柏格 Thomas Vinterberg 的作品《醉好的時光》，故事講述四位過著苦悶生活的丹麥中年大叔，為了要驗證「人的體內缺乏 0.05% 的酒精」的說法，開始了一場酒精計畫。 「看了就覺得，這就是生命。這就是一個導演對生命的愛。看到形式與內容這麼疊合的東西覺得很棒，可以看到它的精神。齁，我真的是看到，我平常不會想喝酒，但邊看就覺得，冰箱那瓶酒呢？邊看邊喝醉，覺得好開心！」 阮鳳儀補充，她認為這部片讓她看見一個創作者的極致，「導演的女兒在開拍前因意外過世，然後大家就勸他停拍，裡面有個角色原本是他女兒要演，但他就覺得，女兒應該會希望他把電影完成。我覺得那就是一個創作者的意志，就算我們以為拍電影很難，其實做什麼都很難，但他把喪親的痛放在作品裡，在這個喪失之後，他還是可以愛生命。而且他不是口號浮誇的說：愛生命喔！而是真實帶你走了一趟。」 這次因《美國女孩》，阮鳳儀獲得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她在台上哽咽地說，「謝謝所有因這部電影帶來的緣分。那些很難熬的日子，因為被拍成了電影，所以有了出口⋯⋯這三年，我們沒有一天不想《美國女孩》，沒有一天不是奉獻給電影。」將生命中最難熬的日子，化作電影，在她身上你或也能看見屬於創作者的柔情骨幹，就算經歷恐懼失去親人的痛、對自我認同的無措，她以自己的方式演繹——喪失之後，我們仍可以找到出口前進，仍然能夠愛生命。 攝影｜蔡佳蓁 專訪｜孟倫 December 01, 2021 at 08:30PM 女人迷 Wo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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