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死傷慘重，我只說 RIP」香港反送中、澳洲大火後，我們漸漸對災難無感了嗎？ https://ift.tt/36glgaR 擲地有聲 看到近日發生的各個慘況，卻還能繼續過自己的生活而感到愧疚？其實這是在缺乏感同身受的狀態下的自然反應。 文｜陳安 結束疲憊的一天，在通勤回家的捷運或公車上，你低頭滑手機，從螢幕裡接觸世界。 Bottega Veneta 新款雲朵包，和澳洲大火的報導之間，只有幾則動態消息之隔。不論在臉書，或網路新聞頁面上，浮華奢靡、阿鼻地獄並肩而行。而消息接受者（廣大讀者群如我們自身）眉毛一抬，欣賞皮包，查詢價格，估算了一下年終獎金和帳戶存款，有人打定主意要買一個，有人另尋芳草。下一則新聞或許使人皺眉，轉發分享，或許隔天買幾盒綠色紙盒包裝的小熊餅乾。（同場加映：一衣多穿、善用雙腳：在澳洲大火之後，如何從生活保護地球？） 聽個音樂，看個短片，捷運到站了。你把手機收起來。捷運站外的空氣有點涼，但不到冷的程度，天氣正合你的意。你忽然想到澳洲的大火，慶幸自己住在台灣。回家的路上你開始質疑，自己是否鐵石心腸。沒錯，你同情澳洲發生的災難，也樂於看到大明星捐助鉅款，但是你沒有打從心底悲傷。你在受傷無尾熊的連結分享按了一個哭臉的符號，但你沒有真的哭，你也不曾心碎。你悲傷的程度甚至不及沒買到吳青峰〈太空備忘記〉演唱會時的難過。（推薦閱讀：「爸爸，我會愛你直到天荒地老」因澳洲大火殉職的消防員，孩子代替父親接受勳章） 圖片｜來源 伊朗和美國交惡，敘利亞的難民欲哭無淚。你瞄過那些數據，「萬」、「十萬」、「百萬」⋯⋯但你記不清楚。回家的路上，你努力喚醒自己的良心，但是想起冰箱裡昨天剛買的巧克力蛋糕，舌頭的渴望強烈過於憐憫。到了家門口，你已經幾乎忘記澳洲和中東，全心都是巧克力蛋糕的滋味。 「我真是個無情的人哪！」你邊吃巧克力蛋糕邊想。但是你知道自己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你也知道大部分人和你一樣，按了哭臉的表情但沒有哭，留言說「看到哭了」但不曾流淚。況且澳洲的天災和敘利亞的人禍，幾乎和你沒有任何關係，不是你造成的，亦不會——至少目前看來是這樣——對你產生影響。 為了讓自己放下最後一點心頭重擔，你找出另一個有力的證據：就在今早，你上班途中，在街頭拉二胡的老人的琴盒裡放了張一百塊鈔票。對，你不是毫無同情心的。於是你切下第二塊巧克力蛋糕，經過浴室的時順手往浴缸裡放熱水，你累壞了，需要放鬆身心。 這樣的現象真的是常態嗎？ 早在二十世紀，著名學者 Thomas Schelling 率先提出「可辨識受害者效應」這個概念，說明人們在面對單一個體受害者與大量受害者時，產生的不同反應。在 2007 年，學者 Deborah A. Small、George Loewenstein 及 Paul Slovic 進行了一個實驗，設計兩份文宣，一份包括饑荒的受害者數據，另一份則特別介紹一個挨餓的小女孩 Rokia，並給予受試者一些錢讓他們決定捐款的數目。經過統計後，發現得到單一受害者文宣的組別，捐錢數量最多。這個實驗證明，當人面對數據化的大量受害者，其同情心的能力會大幅下降。更有甚者，當受害者數量從一位變兩位，捐款數目也下降了！也就是說，根據心理學，我們對災難產生的大量死傷，原本同情心就有限，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限制，而非某種性格缺陷。 在 Paul Slovic 於 2007 年後續提出的文章 Psychic numbing and genocide 中，指出同情心麻木和大屠殺的關聯。2003 年持續到 2010 年發生在非洲達佛地區的大屠殺，死亡人數介於五萬到四十五萬之間（由於死亡人數過多，以及資訊流通不易等等原因，死亡人數眾說紛紜）但是得到輿論關注卻極少。 在以色列、巴基斯坦間的衝突，以及敘利亞的戰爭都帶來大量的死亡，然而我們很少談論這些。社會輿論事實上擁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改變決策、拯救生命，然而這個社會上對於大量死亡似乎註定缺乏足夠的同情心。 圖片｜來源 蘇聯著名歷史人物約瑟夫・史達林說過：「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一百萬人死亡是數據。」似乎所有證據都導向一個結論：我們生來如此，我們沒有錯——我們沒有責任。於是我們繼續吃巧克力蛋糕，泡舒服的熱水澡，心安理得的入眠，對自己冷漠的最後一絲懷疑隨著隔日清晨的煙消雲散。世界正常運轉——有幾個遙遠角落在無聲的崩解，但個人的世界是如此的迷你，以至於除非災難在人跟前跳舞，我們都還能無動於衷的繼續生活。 然而，面不改色地談論大批死亡的難民，以及在澳洲因為大夥及乾旱被射殺的萬頭駱駝，同情心聞風不動——這是大多數人心目中的理想嗎？我不這樣認為。 因為從很多例子可以看出，我們的同情心有很大的潛力。日本 311 大地震的時候，台灣捐款的數目為全球之冠。香港反送中事件，台灣人熱烈響應，積極募資。這兩個事件中，受害者都是大量的、非個體的「不可辨識」受害者（我們不一一知其姓名、背景），然而他們依然引起我們的同情心。這些數據化的受害者，顯然並不僅僅是數據而已。至於背後的原因，我認為和「同理心」有很大的關係。台灣身為一個多地震的國家，人民對於天災便容易感同身受。而我們和香港一樣，受中共政府影響很大，並且台灣人民也經歷過遊行抗爭，自然對於香港面臨的情勢也較容易產生共感。（延伸閱讀：年度熱搜詞出爐！2019 年，台灣人最關心什麼？） 綜上所述，即便是數據化的災難，只要透過同理心，仍然可以撼動我們的內心。我們不是冷酷無情的。但前提是當我們面對自身的冷漠，能敢於挑戰、突破自己的限制，更多的去瞭解他人的困境，才不至於麻木。在 Paul Slovic 的文章中，他提到藝術創作亦是改變同情心麻木的一個方式。例如文學作品《偷書賊》以及猶太集中營回憶錄《夜》，都和猶太大屠殺有關，透過聚焦在單一受害者的方式，讓讀者彷彿身歷其境，體會到災難的黑暗與恐怖之處，進而培養讀者的同理心。而西班牙畫家哥雅的畫作，以隱喻的方式描繪戰爭，其畫作《巨人》呈現出戰爭時期人民的混亂、恐懼和痛苦。 從演化的角度而言，人類的生存主要以家庭為單位，所以我們情感可擴及的人數不大，由此發展出我們對於大規模死傷無感的結果。然而透過更有自覺的關心社會，以及閱讀小說、看電影和欣賞藝術作品等等，我們方能面對並超越我們先天的限制，在這個資訊量超載的社會，對於苦難永遠保持柔軟的心和救援的雙手。 參考資料： Small, D. A., Loewenstein, G., & Slovic, P. (2007). Sympathy and callousness: The impact of deliberative thought on donations to identifiable and statistical victi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02(2), 143–153. doi: 10.1016/j.obhdp.2006.01.005 Slovic, P. (2007). Psychic Numbing and Genocide. PsycEXTRA Dataset. doi: 10.1037/e718332007-003 January 23, 2020 at 03:00PM 女人迷 Wo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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