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性侵倖存者難以為自己發聲？語言學家：他們連描述自身經歷的詞彙都沒有 https://ift.tt/2OTuhEn KnowYourself 性暴力受害者／倖存者在性暴力事件發生後，他們的大腦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把痛苦的經歷說出來，會給許多人帶來一種創傷癒合的感覺？ 文｜野草 轉載自公號：KnowYourself（ID:knowyourself2015） 公號簡介：關注自我和內心，覺察即自由。 大家好，我是野草，KY 最風騷的女作者。 多虧了許多勇敢的能人志士，性暴力這頭「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看見。穿越重重疊疊的禁忌，「皇帝的新衣」背後的真相慢慢地呈現於世——與 10 年前甚至 5 年前相比，在今天，性暴力已經不是一件明顯卻被集體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做討論的事情。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的，有以下這些重點： 一、有哪些身心原因導致倖存者／受害者難以講述他們的經歷？ 二、為什麼大家一起把性暴力的經歷說出來，會給許多人帶來一種創傷癒合的感覺？ 三、什麼時候這種社會文化的參與會給我們帶來入不敷出的身心負擔？ 四、如何更加可持續地參與，既修復、提升自己的身心健康，又推動社會文化的改變？ 文章內容可能會引發創傷回憶，請讀者們密切關注自己的精神狀態。必要時，請確保身邊有能信任的人陪同。 圖片｜Photo by Pangaea on PIX他 一、有哪些身心因素，導致性暴力受害者／倖存者很難和他人講述自己的經歷？ 對於性暴力，幾大普遍存在的疑惑是：為什麼他不說？為什麼他不早點說？為什麼他過了那麼多年還不說？ 我們將從以下三個切入點去回應這些疑惑： 暴力過程中的大腦功能受限 用以描述性暴力的詞彙缺乏 伴隨性暴力的羞恥與孤立 1. 當性暴力發生時，受害者的大腦狀態未必有條件形成可敘述的記憶 在過去的文章中，我們曾運用神經生物學的知識，解釋了人在遭受性暴力的過程中，自身的決策、推理、記憶、感受、行為慣性等方面會產生哪些不同尋常的突變。 在這裡，我也給大家做一個簡要的回顧：由於發生了生存條件反射（如：定格、戰或逃等）和極端生存條件反射（如：解離、強直靜止等），在暴力發生時，受害者／倖存者的大腦功能可能無法如常地運作。這意味著，當事人未必能在認知層面分析、理解、意識到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日常情況下，當我們和他人講述自己的經歷時，我們是有能力以故事的形式流暢地進行描述、講解的。 例如：「我上週末和幾個朋友去了海邊玩沙灘排球。天氣和環境很宜人，我感到身心非常放鬆。可惜時間過得太快！」 我們之所以能夠以敘事的形式回述過去，是因為我們當時的記憶、感受、對時間的體驗等等，都是整合的、一致的。 然而，性暴力當事人的記憶很可能是碎片化的（或島狀的、點狀的）—— 圖片｜KnowYourself 提供 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旁聽者，不懂得從時間不完全連續的、邏輯不完全通順的、因果不完全連貫的描述中，得出當事人真正想傳達的意義。因此，第三方可能聽不懂事件對當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更別說，有一些受害者／倖存者可能對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經過完全沒有記憶。 2. 由於缺乏表達性暴力的詞彙，倖存者／受害者可能不知道要如何說起 倖存者／受害者講述性暴力的經歷是一個溝通問題，而溝通涉及語言。 從心理語言學的角度，Parker & Mahlstedt（2010）指出，許多性暴力受害者／倖存者遇到的困境是：在語言上，他們缺乏描述自身經歷的詞彙。 這是因為語言既賦予了人們用以溝通的詞彙及概念資源，也限制了人們對現象的描述和理解。 Parker & Mahlstedt 一語中的地寫道：「如果沒有特定的名字，就好像某種現象真的不存在」（「If there is no name for it, it's as if the phenomenon does not exist.」）。這種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舉個例子，同樣是對海洋生物的概念： 普通人：「只知道海洋生物的種類繁多。」 海洋生物學家：「了解不同生物之間的豐富的相互依存關係，知曉不同生物在不同季節的遷移習慣，能描繪各種生物共同創造的現象。」 這是因為專家掌握了豐富的、與海洋生物相關的詞彙，所以才能運用非專業人士不具備的背景知識和內在邏輯，以敘事的形式講述各種關於海洋生物的故事，而這是非專業人士做不到的。 同理，因為缺乏性暴力知識的普及，決大部分人缺乏描述性暴力的詞彙 → 因此，人們對它的概念也是如天地餛飩一般的混雜與模糊 → 許多倖存者／受害者無法用語言確切地解釋他的經歷，這也直接影響了旁聽者（如：親友、司法人員）對事態嚴重程度的評估 → 導致很難對肇事者實施確切的問責 → 導致相關預防措施的設計與實施不夠合理有效。 在美國，與性暴力相關的術語（如「倖存者」、「約會強暴」、「熟人強暴」）自 20 世紀 70 年代才開始出現（Parker & Mahlstedt, 2010）。 因為有了這些術語及概念，它們指代的現象才有可能被看見，受害者／倖存者才能理解自己的經歷，也才能向他人傾訴自己的經歷。 3. 強烈的羞恥感使得一個個性暴力受害者／倖存者變成一座座孤島 假設一位倖存者／受害者成功跨越了、或「有幸」繞過了前兩道坎，那麼至少還要跨過這第三道坎才能實現講述——羞恥感（Alix et al., 2020; DeCou et al., 2017; Hlavka, 2017）。 羞恥感是一種有控制權的情緒（Master Emotion）。每當羞恥出現時，我們對其他情緒的表達就會受到抑制（Scheff, 1991）。 我們曾這樣介紹羞恥感： 「想像小時候在班上蠢蠢欲動想要舉手回答問題的你，在那個瞬間，一種情緒湧上來，讓你死死按住了想要舉起來的手，讓你保持沉默」。 Alix 等人（2020）的研究發現，由性暴力引發的羞恥感會持續很長的時間。部分受訪者在經過長達 6 年的時間後，依然承受著羞恥感的困擾。 受害者／倖存者並不是不想分享自己的經歷，而是每次想「舉手」的時候，表達的需求都被強烈羞恥感鎮壓下去。 圖片｜KnowYourself 提供 其次，「羞恥是靈魂的疾病。它是自我體會到的、關於自我的一種最令人心碎的體驗。羞恥是我們體內感受到的傷口，它把我們和自己分開，同時也把我們與他人分開」（Kaufman, 2004）。 Hlavka（2017）的研究發現，「性暴力受害者」這個身份與「男子氣概」的身份是不相容的。 圖片｜KnowYourself 提供 男性受害者／倖存者活在中間的這個斷層之中，被截然相反的力量拉扯，被強烈的羞恥感綑綁，既與自己分開，也與他人分開——勾通自己的受害經歷變成天方夜譚。 二、為什麼大家一起把性暴力的傷痛說出來，對當事人來說有治癒效果？ 倖存者／受害者所採取的策略，會對自己的身心健康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影響。 策略可以簡要地分為兩種： 應對策略（Approach Coping）：接受問題、尋求幫助 逃避策略（Avoidance Coping）：抑制、酗酒、自責 研究表明，嚴重依賴逃避策略的人比不太依賴這些策略的人更難走出創傷（Littleton＆Breitkopf, 2006）。 我們通過今年年初的一篇定性研究來更具體地了解一下，為什麼應對策略對個人更有治療效果。 Strauss Swanson＆Szymanski（2020）是諮詢心理學領域的一位博士生和一位教授，他們的調查深度訪問了 16 未成年的性暴力倖存者。 倖存者的共同點是，在暴力發生後主動參與反對性暴力的社會文化活動。文獻共列舉 11 種不同方式，其中包括但不限制於： 參與社交媒體討論 發起社會倡議 普及教育 調查研究 為他人提供資源 以下是本調查的結果： 遭受性暴力是一種讓人失去力量的經歷（a disempowering experience），往往會讓人陷入沉默。而為社會文化的變化付諸行動的過程，是一個慢慢找回力量、找回聲音、找回自己的過程。 1. 找回自己 A. 從沈默和恥辱到自由和賦權 其中 13 位參與者在付諸行動之前，都經歷了長時間的沈默。但他們發現自從他們開始說出自己的遭遇後，他們經歷了判若兩人的改變，羞恥與自責慢慢消退。 B. 增強對自我（self）以及自己的經歷的理解 參與者們發現，在社會與文化層面付諸行動後，他們能從更客觀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經歷，找到「上下文」去理解這段經歷，同時，把內化的自責轉變為外化的原因。 C. 高效地處理傷痛 在行動的過程中，堆積的情緒找到了一個有建設性的輸出點——因此，對於參與者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高效地處理情緒的方式。 D. 在公共場合變得更加自信和自在 經歷性暴力常常會讓人變得非常孤立，而且對世界缺乏安全感。但是參與者持有改變社會文化現狀的信念，慢慢在過程中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因此自己也慢慢找回自信與自尊。 E. 人際關係質量的提升 9 位參與者注意到，付出行動後，他們的溝通能力、設定個人邊界的能力，以及表達自己的需求能力增強了。這使得參與者原有的人際關係得到鞏固，新的關係更真實。 F. 站出來，說出來 10 位參與者逐漸感到更加勇敢。比起以前，他們在面對暴力行為時，不像以前那樣沈默不言。付出行動本身就意味著逆流而行，而他們在過程中漸漸學會了應對暴力的策略。 G. 看到變化就是一種賦權 10 位參與者表示，看到社會文化的改變（比如，大學貼出性安全指引）是一件讓他們感到感激和希望的事情——這提升了他們的精神能量。 （延伸閱讀：【小鬱亂入專欄】情緒變化不等於憂鬱症！與憂鬱症相似的五種精神疾病） 2. 幫助他人治癒，並從中得到治癒 11 位參與者表示，幫助他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治癒方式。 A. 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者對他人的同情心增強，能夠真誠地理解其他受害者／倖存者的經歷，使得他們成為一種非常可貴的治癒能量。 B. 其次，參與者也表示，自己的可見度變高、自我價值感增強，因為其他人會向他們尋求治癒資源，這也有助於參與者走出孤立的狀態。 C. 還有一點，參與者發現他們的自我概念得到正向的更新，因為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他們（重新）目睹了自己的力量、影響世事的能力、自我成長與自我治癒的能力。 圖片｜Photo by Henri Pham on Unsplash 3. 與他人產生聯結 A. 認可與支持 所有參與者都發現，付諸行動使得他們感覺被聽見、被支持，而且不那麼孤單。這是因為他們為自己及有相似經歷的人創造了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他們理解彼此，且共享使命感與目標。 B. 對其他從事反暴力工作的人感到感激 7 位參與者表示，他們慢慢學會了感激歷史上、世界上其他的反暴力工作者，並因此感到團結。 C. 與受到其他形式的壓迫的人團結一致 性暴力的經歷常常對一個人產生強烈的壓抑壓迫，這意味著從中慢慢走出來的人對暴力有深刻的體會。 參與者發現這種體會使得他們能夠更確切地理解其他形式的壓迫，並希望把這種正向轉變帶給更多人。 高危預警 反暴力工作意味著需要長期接收關於暴力的信息——對於每個工作者來說，這是一個絕對不可忽略的壓力因素。上述實驗的參與者們也發現，以下這些點需要特別警惕： A. 創傷被觸發 15 位參與者發現有時候自己的創傷經歷會被觸發，有時候甚至直接導致他們精神崩潰。 B. 感覺不堪重負，精疲力竭（burn-out） 10 位參與者表示付出行動的過程中，過於全力以赴反而負面地影響了自己的福祉。 C.「哪裡都在說這件事情！」 8 位參與者表示，有時候鋪天蓋地的新聞讓他們感覺自己的世界彷彿只有這一件事情，這也使他們的精神狀態受到負面影響。 D. 失望和沮喪難以避免 有時候大環境的變化真的來得很慢、成果很微小、阻力很大——所有的參與者都表示遇到非常失落的時刻。 （你會喜歡：心理學看《靈魂急轉彎》：改變的路上，別自責、別比較，踩好你自己的步伐） 11 位參與者表示設限以及自我照顧對自己的福祉、及行動的效益至關重要。結合 Strauss Swanson＆Szymanski（2020）的文章，可參考的行動方案如下： 1. 設限 A. 掌控媒體訊息對我們的影響 當我們非常在意一個話題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像遇到龍捲風一樣被它捲入——然而，失控感不利於自身的修復與身心健康，也阻礙了一個人為社會文化的改變長期地注入積極能量。什麼時候可以閱讀沈重的話題？什麼時候需要關機休息？ B. 規劃工作量與強度 我們可能太渴望世界如何如何改變了，以至於不願意承認：世事的改變總是循序漸進的，而且，其實我們自己也是有極限的！什麼條件下可以承擔多一些責任？什麼樣的工作事項特別容易導致精神崩潰？ 2. 自我關懷 A. 體會自己的感受 如果覺得疲憊，就必須好好休息——對，就是這麼簡單！ B. 有一個理解、支持你的朋友圈 人際支持網路像一張能讓我們靜靜放鬆全身的床墊。 C. 提前準備好急救措施 萬一精神崩潰，或過度疲憊，你的急救措施有哪些？ （同場加映：「他劈腿了，我真的很難過」當朋友來電訴苦，以「同理對話」牢牢接住受傷的他） 圖片｜Photo by Riccardo Mion on Unsplash 最後，來普及一個冷知識： 性暴力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安全、公共衛生、人權及經濟問題之一。前三點比較容易理解，但為什麼性暴力也是一個經濟問題？ 《美國預防醫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的一份涵蓋 2500 多萬份美國成年人被強暴案數據的報告顯示（Peterson et al., 2017）： 每名強暴案的受害者，一生中由該暴力事件延伸出的直接、間接經濟損失為 122,461 美元。強暴案共計造成的人口經濟負擔（Popolation Economic Burden）接近 3.1 萬億美元（2014 年美元價值）。其中，32% 的負擔由政府支付（約 1 萬億元）。 在這 3.1 萬億經濟損失中，肇事者和受害者因為暴力事件產生的工作效率損失就高達 1.6 萬億美元，由暴力事件產生的醫療費用高達 1.2 萬億美元。 圖片｜KnowYourself 提供 性暴力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個值得全社會關注的社會議題。 我們離統計到這樣的數據還有很遠的一段距離；但當性暴力成為公共話題，我們就向解決這個問題走近了一步。 參考資料： Alix, S., Cossette, L., Cyr, M., Frappier, J. Y., Caron, P. O., & Hébert, M. (2020). Self-blame, shame, avoidance,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sexually abused adolescent girls: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9(4), 432-447. DeCou, C. R., Cole, T. T., Lynch, S. M., Wong, M. M., & Matthews, K. C. (2017). Assault-related shame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egative social reactions to disclosure of sexual assault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9(2), 166. Feiring, C., & Taska, L. S. (2005). The persistence of shame following sexual abuse: A longitudinal look at risk and recovery. Child maltreatment, 10(4), 337-349. Hlavka, H. R. (2017). Speaking of stigma and the silence of shame: Young men and sexual victimizati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20(4), 482-505. Kaufman, G. (2004). The psychology ofshame: Theory and treatment of shame-based syndromes.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Littleton, H., & Breitkopf, C. R. (2006). Coping with the experience of rap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0(1), 106-116. Peterson, C., DeGue, S., Florence, C., & Lokey, C. N. (2017). Lifetime economic burden of rape among US ad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52(6), 691-701. Parker, J. A., & Mahlstedt, D. (2010). Language, power, and sexual assault: Women's voices on rape and social change. Scheff, T. J., & Retzinger, S. M. (1991). Emotions and violence: Shame and rage indestructive conflicts. Lexington, MA England: Lexington Books/D. C. Heath and Com. Strauss Swanson, C., & Szymanski, D. M. (2020). From pain to power: An exploration of activism, the #Metoo movement, and healing from sexual assault trauma.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March 24, 2021 at 02:30PM 女人迷 Wo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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