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是「超人媽媽」嗎？要求女性兼顧家庭與事業，為何是種性別歧視 https://ift.tt/2IPw1LF Yuton Lee 我們都聽過「超人媽媽」，為什麼沒聽過「超人爸爸」？因為這暗指兼顧家庭這件事，不是爸爸的責任——探討「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歧視。 這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艾咪．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任命聽證會的現場，開場前，她七名子女當中的六人，與她的丈夫，魚貫入席，此刻的巴雷特神情穩定，並翻開備妥的稿子，按字宣讀： 「如同我在獲得提名出任大法官時所說，我很習慣作為九人團體的一份子——我的家庭。沒有任何事比家庭更重要，而他們現在就坐在我的身後。」 所謂九人團體，原本指的應該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但這裡，巴雷特選擇提起她的家庭，宣示她家庭至上的信仰。 她將家庭成員一一點名，臉上掛著慈愛與甜蜜，向眾人介紹她的丈夫，與他們的七名子女，包含因年幼而未前來現場的么子，細數每個人的特質，與惹人憐愛的一面。 打從獲提名之初，巴雷特就備受爭議，一方面是提名的時機，另一方面則是她的政治立場。然而，今天我們想談的，並不是巴雷特個人的政治傾向或身為法律人的種種，而是她在任命聽證會中，主動與被動形塑的「超人媽媽」形象。 「超人媽媽」是許多當代女性的時常面臨的課題，它的存在很微妙，可以說是一項目標，也可以說是一個重擔，又或者可以說，是衡量職業婦女表現的一道標準。 在巴雷特的任命聽證會中，她的開場陳述，便提到自己的家庭與工作經歷，雖未明說，但「我是能夠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宣示意味，十分濃厚；質詢期間，許多共和黨籍的參議員，也不斷強調巴雷特「為人母」這件事，在讚賞她的專業能力之外，更要推崇她的「超人媽媽」特質。 的確，養育孩子並非易事，而一次養七個，又在事業上發展有成，著實了得。但話說回來，大法官的任命，看的該是她在法律專業上的能力與才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包含巴雷特自己，都不斷強調「超人媽媽」的身分？ 圖片｜Photo by Max Poschau on Unsplash 一句「你是如何兼顧家庭與事業？」隱含什麼樣的性別問題？ 紐約時報一篇文章指出，對美國女性政治人物而言，擁有「母親」的身分，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但也同時弔詭。許多選民認為，女性在職場上發光發熱，擁有雄心壯志，是一種威脅，因為那股來自家庭以外的成就，與傳統的女性形象與定位不符，不過，當她同時也是一位母親時，這份脅迫感會得到平衡，讓女性更為溫暖、更能貼近選民的生活。 這樣的思維，隱含了一項很常見的性別歧視——「男主外、女主內」，更廣泛地來說，是對於不同性別套上既定分工。傳統上，外出工作是男生的事，女生的責任則是把家打理好，只負責屬於私領域的事情。 當女性面臨這樣的社會期待，「母親」是一種加分，也是一層重擔，因為當她們開始就業，她們仍有作為家庭主要照顧者的「本分」，責任也變得更加龐大。 這篇文章接下來更寫道，其實許多民眾都知道，他們所謂「必須兼顧家庭與工作」的標準，只針對女性政治人物。 （同場加映：育兒工作兩頭顧？聽過職場媽媽，怎麼就沒聽過職場爸爸） 就以大法官任命案來說，1986 年，在大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的任命聽證會上，聯邦參議員歡迎他的孩子們入座，並提供他們休息時間，卻近乎沒有花費任何時間將斯卡利亞的父親身份，與他的法律專業，相互連結。另一名男性大法官布萊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提到自己在女兒的籃球隊上擔任教練，卻沒有人在乎。 簡單來說，男性只管證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就好，這樣的社會風氣，隱含的是另一種性別歧視——對不同性別的雙重標準，順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歧視脈絡，一旦女性想跨入公領域，就必須先證明自己盡到顧好家的「本分」，女性被要求兼顧，男性則只需展現工作上的專業。 因此，在巴雷特的任命聽證會上，我們會看到，她很努力地強調「兼顧的能力」，她是一位優秀的法律人，但更是一位稱職的母親，她擁有一個以現代標準而言，十分龐大的家庭，但她把孩子們照顧地好好的，也把自己打理得好好的。 我們也看到，多位參議員不斷用一種敬佩的口吻，稱讚她能兼顧家庭與事業的驚人表現，一句句「你是怎麼辦到的？」「可以教教我們嗎？」的真正用意，都是在營造巴雷特「超人媽媽」的形象。 當我們詢問職業婦女「如何兼顧家庭與事業？」意味著我們認同「男主外，女主內」思維，也用性別歧視的雙重標準，檢視女性。 於是乎，這個看似稱讚的問句，成了隱形的軌道，要求女性必須按著行駛，在立業的同時，不可忘記顧家，不可在主要照顧者的責任上，有一絲絲怠慢。 想當「超人媽媽」，難道不行嗎？ 當我們開始意識到，只質疑女性是否及如何兼顧家庭與事業，並不妥當，我們或許也會對「超人媽媽」的概念，有所警覺與反思，並開始思索，究竟把「成為超人媽媽」當作目標可不可以？ 這次，讓我們循著女權發展的脈絡，回答問題。 一直以來，女性主義追求的，是平等，女性無論在工作、參政及其他社會層面，一直未能與男性平起平坐，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聚焦於法律權利的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到 1960 至 1970 年代，強調個人自由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大力爭取女性的工作權、參政權、身體權，再到近代的第三、第四波，皆然。 女性就業，是一種平等，如今，在這個世界的許多地方，女性已經可以外出工作，從事家務以外的事。「超人媽媽」等於對女性工作權的肯定，女性不再只有母親的角色，而是一個可以應付多重任務的超人，因此，許多女性樂於擁抱這樣的讚美，欣然接受這個挑戰。 對她們而言，「超人媽媽」更像是一種女性獨享的高標準，因為女性的卓越能力終究被發掘，所以才有這樣的要求，是特別掙來的榮譽名號，社會不以「超人爸爸」要求男性，不過是認知到男性做不到罷了。 正因是一項榮譽，所以即便不平等，似乎也沒有關係。 比方說，巴雷特大法官、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副總統當選人賀錦麗（Kamala Harris）、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美國前阿拉斯加州長莎拉・裴琳（Sarah Palin）等人，在競選或爭取公職期間，都不約而同地強調，自己有能力兼顧家庭與工作，作為許多年輕女性的表率，她們的立場，也受到許多女孩的支持與追隨。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認同，把成為「超人媽媽」當作目標。有許多女性已經意識到，要想在養育子女與追求成功事業上尋求平衡，是不切實際的，很多時候，我們的專注力只會很不平均地倒向其中一方，硬是挑戰自己的極限，結果可能是兩邊都顧不好，所以，凡事盡力就好，當認知到自己的無能為力，便能獲得快樂。 與其說認知到自己的無能為力，倒不如說，是看清了規範的不公平。 （推薦閱讀：當媽就要有媽媽樣？我一個平凡女人，何苦逼自己當超人） 「超人媽媽」是社會強加在女性身上的、難以達成的要求，自願扛起這樣的重擔，是將個人的時間與精力全花在這兩件事情上，休閒娛樂、興趣、放空等等的自我時間，幾乎不存在。 「超人媽媽」的形象，猶如一場騙局，是加諸於向外尋求事業成就的女性身上，乍聽如同稱讚，但實為一種懲罰的不合理要求。 「超人媽媽」不是什麼傑出女性的褒揚令，不是因為看得起女性，而賦予的特別任務，而是父權體制認證的一張護身符，給予女性留在職場的資格； 在追求事業更上一層樓的道路上，「超人媽媽」如同一張父權體制授權的通行證，沒拿到的人可別想往上爬了，因此，每位女性都緊緊握著，高舉揮舞，深怕他人以為自己是忽略家庭的壞媽媽，在升遷過程的第一關，就被淘汰出局。 回到女權運動發展的脈絡，當女性從被約束在家，到成功獲得工作權，再到在各個領域展露頭角，女性在爭取平等上，大致上是前進的。此時此刻，若以「超人媽媽」做為評判女性的標準，卻未以「超人爸爸」要求男性，是不是在平等的路上，走回頭路？ 「超人媽媽」並沒有錯，畢竟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人生該如何走，以兼顧家庭與事業為目標，抑或強調瞭解自己的極限，不過是種選擇。 重要的是，要能看清楚，想成為「超人媽媽」的背後，是不是不自覺地落入帶有性別歧視的社會期許圈套？身旁是不是也有一位跟妳一樣，努力成為「超人爸爸」或另一位「超人媽媽」的他／她？ 參考資料： Why ‘Supermom’ Gets Star Billing on Resumés for Public Office? |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2020 at 01:30PM 女人迷 Wo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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