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選書｜同志平權先聲：白先勇《孽子》漂浪妖嬈的前世今生 https://ift.tt/3cAjXsO 聯經出版 《性別島讀》是第一本集體書寫的臺灣性別文學史，從女鬼到女人，從同志到酷兒，從 Me too 到 Me only，共收錄 21 位作家學者的文學作品。本篇將帶你認識臺灣早期最著名的男同志小說——白先勇的《孽子》。 文｜曾秀萍 《孽子》是知名作家白先勇唯一的長篇小說，也是臺灣早期最著名的男同志小說，敘述青少年男同志被逐出家門後，進入以臺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男同志社群為主的人際網絡與生活樣貌。 《孽子》最早於一九七七年《現代文學》復刊號第一期開始連載，爾後因《現代文學》再度停刊，轉而在新加坡《南洋商報》上連載整部小說，至一九八一年全文刊載結束。《孽子》連載時，由於觸碰當時社會禁忌的同志議題，剛開始並沒有什麼人討論，直到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單行本後，才引發比較多的關注。 《孽子》小說扉頁的題詞寫道：「寫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不難看出白先勇的創作動機，正是要關懷被家國社會所排拒的同志們、為他們發聲。 然而《孽子》一開始所受到的關注並不符合作家創作的初衷，多數評論者不是忽略、架空作品中的同志主題，就是轉移焦點，甚至也有當時頗為知名的前輩作家、編輯撰文，批評《孽子》的出現，傷風敗俗。 此時，白先勇已年過四十，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大學任教，並以《臺北人》、《寂寞的十七歲》等小說作品奠定文壇地位，也於臺大就讀時期與留美期間，兩度創辦、復刊《現代文學》雜誌，引領一時風騷，在文壇具有相當程度的地位與分量。倘若，連白先勇這麼重量級的中生代作家，創作《孽子》仍要飽受批評與誤解，那麼就不難想見同志族群在當時所承受的社會壓力。 當年評論者的恐同、無知與面對《孽子》「無言以對」的尷尬，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同志文學批評、酷兒論述興起，才有顯著的好轉。在同志運動還沒興起之前，《孽子》不僅成為戒嚴時期同志發聲的先聲、撫慰諸多「黑暗王國」裡的同志，更在一九九〇年代起，成為文學研究同志與酷兒論述的言說戰場。 諸多評論家、學者們，以《孽子》相關研究作為同志平權運動的開端，以文學作為抗爭、爭取平權的場域，觸碰社會禁忌、挑戰異性戀家國霸權的界線。 （同場加映：那個同志活得窒息的年代，幸好有書有電影） 在同志被視為「罪」的年代 成長於臺灣同志平權開展、同婚法案通過的新生代們，或許無法感受到從戒嚴時期到二十一世紀之初，臺灣社會恐同氛圍的嚴峻。那不僅是文化上的歧視，更充斥著諸多律法上的不公，與國家、校園體制和醫療的暴力。 在白先勇寫作《孽子》的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臺灣同志正面形象的新聞、資訊近乎於零。長期以來，同性戀情並不被社會理解與接受，在戒嚴政府嚴密的監控下，早期進入新公園同志次文化圈的同志指出：在白色恐怖時代，三人成行就會被冠上「聚會團體」的罪名，當權者沒有任何名目也可以把人抓起來，同志就像小偷一樣會被逮捕、送到警察局審問。 當時對「同性戀」的形容「不是『變態』就是『怪胎』，而且是不可赦的」，「那時大家都不願意多談這類話題，連『同性戀』這三個字都不敢講」。 在那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年代，警方甚至連巧立名目都不必，就可以理直氣壯地逮捕同志。而後雖然限制聚會的《違警罰法》被廢止，並不代表性別規範有了鬆動之跡。在異性戀霸權底下，同性情慾和戀愛幾乎等同於犯罪行為。 圖片｜Photo by Honey Fangs on Unsplash 根據《臺灣刑案統計》，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到一九九〇年代，每年大約仍有五到十人因此被控以「妨害風化」的罪名移送法辦。因此，所謂的「異性戀家國霸權」並不是「比喻」而已，而是具體存在臺灣社會的實況。 而除了各種同性戀「犯罪」報導及譴責外，一九八〇年代隨著臺灣首位愛滋病患的曝光，同性戀再度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媒體、衛生署和醫院所發布的消息中，多將同性戀與愛滋病劃上等號，並且呼籲「同性戀應及時回頭」。 同性戀文化圈又蒙上一層難以洗刷的汙名，成為罪惡的淵藪。綜觀一九六〇至八〇年代臺灣社會對「同性戀」不脫下列幾種負面形象：社會關係複雜的受害者或犯罪者、性交易者、精神異常者、待拯救的青少年、孤獨無助者、愛滋病高危險群等。知名劇場導演田啟元更因感染者身分曝光，在考入師大美術系後備受刁難，甚至不准他到校就學。 警方與國家的歧視迫害，非《孽子》所處的年代所特有。時至二十一世紀，諸如此類的事件仍層出不窮，往往運用「違反善良風俗」等寬鬆模糊的字樣，就可隨意濫用公權力，侵犯同志的人身自由與各項基本人權。 其中又以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發生於新公園附近的常德街事件、AG 健身房事件，及二〇〇四年的農安街事件為代表。從警方充滿歧視的盤查、臨檢，並逮捕毫無犯罪跡象的同志的過程中，不難發現警方全然衝著同志而來，濫用職權的心態可議。 （延伸閱讀：一個人眾聲喧嘩！專訪紀大偉：同志不必活得像規矩大頭照） 身與心的雙重流亡 在如此不友善的氛圍中，白先勇開始了他的同志小說創作。自一九六〇年代起率先在《現代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月夢〉、〈青春〉、〈寂寞的十七歲〉等，為同志發聲，而在著名的《臺北人》小說集中，也收錄了兩篇男、女同志小說〈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孤戀花〉。 〈寂寞的十七歲〉和〈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更可說是《孽子》的前身，首先觸及新公園的男同志社群。爾後的《孽子》更在一九九〇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同志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其實《孽子》的開場本身就是一場同志辛酸血淚史： 三個月零十天以前，一個異常晴朗的下午，父親將我逐出了家門。陽光把我們那條小巷照得白花花的一片，我打著赤足，拚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頭望去，父親正在我身後追趕著。他那高大的身軀，搖搖晃晃，一隻手不停的揮動著他那管從前在大陸上當團長用的自衛槍。他那一頭花白的頭髮，根根倒豎，一雙血絲滿布的眼睛，在射著怒火。他的聲音，悲憤，顫抖，嘎啞的喊道：畜生！畜生！ 小說主角是高三學生阿青，因為同性戀的身分曝光，接連被學校退學，更被軍人父親逐出家門。《孽子》就由同志少年被逐出家門開始，敘述阿青在外流亡的歷程，以及在同志社群中的所見所感；透過阿青及其他同志的生命故事，呈現了從家庭、到學校、國家等種種權力機制對於同志的壓迫。 同志生命史彷彿是一段沒有盡頭的放逐史，小說具體呈現同志生存空間的極度邊緣化，更呈現同志內心的矛盾與認同困境，糾結著身與心的雙重流亡。 但在流浪的過程中，他也走入新公園這個男同志間口耳相傳的祕密王國，在裡面集結的同志社群中相互取暖。這些社群不僅提供情感的依靠、也提供經濟上的援助，甚或共居、創業，形成新的同志社群認同與多元成家的想像。 然而，孽子固然在被家國、社會放逐後，創造了新的認同與社群空間，卻也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投身性工作。 《孽子》故事的背景設定於一九七〇年代，當時臺北仍處處稻田、沒有 7-11、麥當勞可以打工，更沒有網路可以上網，尋求各種救援。那麼，被逐出家庭、學校頓失依靠的青少年們，也唯有以身體作為他們最後的本錢來謀生。 換言之，《孽子》不僅僅是寫一批流離失所的男同志，更是寫一群從事性工作的男妓。這是許多人在討論《孽子》時不斷迴避的問題。新公園並不是《紅樓夢》裡的大觀園，反倒類似《水滸傳》裡的梁山寨，有各種階級、權力與利益交換。 也因此，《孽子》中的男同志空間並非另類的太平盛世、安樂鄉，而是被（家國社會）逼上梁山的邊緣處境。 圖片｜Photo by Stanley Dai on Unsplash 情慾少年的叛逃與回歸 若說白先勇前期的短篇同志小說〈青春〉、〈月夢〉等，往往敘述青春崇拜下與時間拉鋸的藝術，而他出國留學後所寫的《孽子》則不只是青春與藝術的問題，更是訴說一個情慾少年對於禮教父親的孺慕與叛逃的故事。 時近中年，《孽子》除了關懷被放逐的孽子們何去何從，也關心這些孽子們如何和父親和解，甚至因為被放逐、更加希望得到父輩的認同。 白先勇曾寫了一篇散文〈寫給阿青的一封信〉，藉由跟《孽子》裡的主角對話，透露出他對無數同志青少年回歸家庭的期待。因此《孽子》創造了一個曾不接納同志兒子、後在兒子自殺後幡然悔悟的老軍官傅老爺子，作為孽子們的「替代性父親」，讓孽子們暫時獲得有如家庭般的溫暖。 《孽子》力圖化解因性向不同與社會偏見而導致的父子衝突，謀求兩代溝通、彼此諒解與社會接納的可能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也可思考在《孽子》中這樣對父執輩（公園師傅、傅老爺子）的服膺，是否也展現了另一種對父系認同的嚮往與執念？《孽子》叛逃與回歸的矛盾張力值得再更進一步探究。 《孽子》除了在同志社群生活、同志親子關係的描繪上頗為突出，同時在地方書寫上也蘊含家國認同轉向的訊息——從神州大陸的懷想，歷經認同的迷惘，復歸於臺北城人親土親的情感聯繫；在此，同性情慾與土地認同形成一條不可分割的臍帶。 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一年間為白先勇小說國族與地方認同的轉折期，由〈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孤戀花〉以及《孽子》等同志小說所再現的臺北、紐約地景、氛圍與人事變化，可發現其認同已由中國大陸轉向臺灣和臺北。 此階段的臺灣雖有悲情卻也蘊含諸多甜美的回憶與新生的可能，並淡化了《臺北人》中對中國故鄉的緬懷，臺北已成為孽子們名符其實的家園、鄉土。 （延伸閱讀：性別選書｜《雨過天青》：每個人都值得被愛、被祝福） 從櫃子內到舞臺上 而《孽子》作為一本膾炙人口、長達四十年的長銷書，也幾經改編，重新賦予許多新聲與意義。首先是一九八六年由虞戡平導演改編成同名電影，也是臺灣第一部以男同志為主軸的電影，試探了電檢制度的底線。 爾後，在二〇〇三年由曹瑞原導演改編成電視劇，在公視八點檔播出，成為臺灣第一部以男同志為主角的連續劇，開啟影視作品平權的新頁，也獲得諸多迴響。 當年公視放映時，更接獲同志父母的訊息，在電視上打出跑馬燈，表示看過《孽子》電視劇後，更能理解同志的處境，希望藉此呼籲離家的同志兒子趕快返家。《孽子》電視劇的播出增添許多佳話、獲得廣大群眾的回應，公視更因觀眾要求，出版了《孽子》電視劇劇本書。《孽子》電視劇的播映，對於促進大眾理解同志社群，有十足正面的影響與功效。 此外，《孽子》分別在二〇一四年與二〇二〇年由曹瑞原、黃緣文導演改編為舞臺劇，進入國家劇院演出，也受到相當多的注目與迴響。白先勇表示看到《孽子》能進入國家劇院演出，每一場的觀看，都讓他感動得泛淚，也感動許多觀眾。這或許不只為了作品而感動，也是對於同志能由邊緣走向舞臺被看到而流下辛酸感動的淚水。 白先勇在一九八八年於香港接受專訪時，首度公開出櫃，成為華人世界首位出櫃的同志作家，其出櫃的目的是希望藉此呼籲香港政府廢除從殖民時期到一九八〇年代（殖民母國英國都已去除、而香港仍保留的）迫害同志的法條。 爾後，白先勇也曾投入愛滋防制、婚姻平權的推廣，不論是創作或行動，在在為同志社群盡力與發聲。白先勇於二〇〇三年獲得第七屆國家文藝獎，這個臺灣官方文藝獎的最大殊榮。 至今他已八十四歲高齡，仍繼續為藝文創作、崑曲復興、同志運動發聲、努力不輟，也為提攜後進盡心盡力，一刻都不曾懈怠地擔起為弱勢發聲與藝術傳承的使命，樹立了創作與實踐合一的風格典範。 參考書目： 白先勇，〈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臺北人》（臺北：爾雅，一九九七），頁一九五—二〇四。 白先勇，〈寫給阿青的一封信〉，《第六隻手指》（臺北：爾雅，一九九五），頁五七—六四。 白先勇，《紐約客》（臺北：爾雅，二〇〇七）。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臺北：遠景，一九七六）。 白先勇，《孽子》（臺北：允晨，一九九八）。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臺北：聯經，二〇一七）。 張小虹，〈不肖文學妖孽史：以《孽子》為例〉，《怪胎家庭羅曼史》（臺北：時報，二〇〇〇），頁二五—七三。 張娟芬，《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臺北：聯合文學，一九九八）。 陳儒修，〈電影《孽子》的意義〉，《臺灣文學學報》第一四期（二〇〇九年六月），頁一二五—一三八。 曾秀萍，〈流離愛欲與家國想像：白先勇同志小說的「異國」離散與認同轉變（一九六九—一九八一）〉，《臺灣文學學報》第一四期（二〇〇九年六月），頁一七一—二〇三。 曾秀萍，〈從魔都到夢土：《紐約客》的同志情欲、「異國」離散與家國想像〉，《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第五四卷第二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一三五—一五八。 曾秀萍，〈夢想在他方？：全球化下臺灣同志小說的美國想像〉，成功大學文學院編，《筆的力量：成大文學家論文集》（臺北：里仁，二〇一三），頁四四一—四七九。 曾秀萍，《孤臣‧孽子‧臺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臺北：爾雅，二〇〇三）。 黃儀冠，〈性別符碼、異質發聲：白先勇小說與電影改編之互文研究〉，《臺灣文學學報》第一四期（二〇〇九年六月），頁一三九—一七〇。 蔡克健，〈訪問白先勇〉，白先勇，《第六隻手指》（臺北：爾雅，一九九五），頁四四一—四七五。 延伸閱讀： 鄧勇星，《「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二系列：奼紫嫣紅開遍》（臺北：目宿媒體，二〇一七）。 鄧勇星，《牡丹還魂：白先勇的崑曲復興》（臺北：藝碩文創，二〇二〇）。 本文摘自《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由聯經出版授權轉載，欲閱讀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 November 22, 2021 at 07:30PM 女人迷 Wo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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